根據精神疾病的診斷與統計第四版(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 IV，DSM-IV，1994)，所謂適應不良疾患(adjustment disorder)的基本特質是指針對一個或數個可認明的心理社會壓力所出現的情緒或行為症狀的反應。這些行為症狀必須在壓力源初發後三個月內發生，且讓個體感到顯著的痛苦或造成社會職業功能上的損害。適應不良疾患可分為六個型：(1)伴隨憂鬱心情；(2)伴隨焦慮；(3)伴隨焦慮及憂鬱的混合心情；(4)伴隨品行障礙；(5)伴隨情緒及品行混合障礙；(6)未註明型。適應不良疾患會伴隨增加自殺企圖及自殺死亡的危險，也會使原先既有一般性醫學狀況的患者其病程複雜化。

有些學者認為，當人長期處於惡劣之環境之中，將會引起潛在之心理壓力，甚至可能會造成心理疾患之問題（Lung, Lee & Shu, 2002; Lung, Lee & Shu, 2004; Lung, Lin, Lu & Shu, 2004; Wijk, 2000; Wijk & Waters, 2001）。例如軍隊為一相當特殊之環境，軍人為了要維護自身及團體的安全並達成任務，因此必須接受格外的嚴格之訓練過程，因此每個士兵均承受了龐大的生理、心理上的壓力(Lung, Lee & Shu, 2002)。而其中尤以同性戀者及罹患換氣過度疾患等人，更提升了罹患適應障礙之比率。

此外，如同軍校也為一較特殊之教育體系，為了培養學生高度的獨立性及判斷力，以達成任務及維護自身及國家之安全，因此除了一般基本課程之外，還必須給予學生格外嚴格的體能及軍事訓練(Lung, Lee & Shu, 2004)。因而，對於初入軍中高中之青少年而言，當國中畢業進入軍校之後，他們不但將面臨新的學習環境，還必須適應軍中之生活，因而每個軍校高中生均承受了極大之生理及心理上之壓力，亦由於他們為未來維護國家之團體，因此其身心健康情形則深深的影響其未來之表現，倘若其在生理及心理方面有障礙者不但會難以適應軍中生活，未來並可能會有危及自身及他人之生命安全之虞慮。

而在許多文獻中皆提到，個人的行為發展、人格特質、人際關係及適應能力都會受到父母的教養方式所影響（Lung, Lee & Shu, 2002；Parker, 1982；Parker, 1989；Parker, 1995；Parker & Pederson, 1996；Pederson, 1994）。Bowlby（1977）亦曾指出源於早年親子間的教養態度及互動方式，對於個體性格發展有著極大的影響，而這些性格又是影響個體未來處理事務及因應壓力的主要因素，因此雙親的教養態度不但在個體幼年時影響其性格的發展，更會延續至個體成熟後的行事準則（Arrindell, Hanewald & Kolk, 1989）。

父母對子女的教養方式在本質上是一種親子間的交互歷程，積極的教養方式能使子女獲得良好的適應，反之則會使得子女形成自暴自棄或敵對、反抗的心理，並會造成適應上之問題（Sears ＆ Maccoby, 1957）。而不同之父母管教態度對其子女之社會適應有著明顯的相關，其中以父親保護及母親保護方面之相關最高，當父母親過度保護、過度溺愛、或是過度控制子女的行為，其子女越易造成適應障礙之問題（Cilifford, 1959；Gittleman, Klein, Smider & Essex, 1998；Maccoby & Martin, 1983）。

Holden & Hill（1989）指出，父母之態度被視為一種家庭環境之指標，父母之教養態度對子女之影響亦遠大於外在環境之影響（Sears & Maccobe,1957）。根據Gittleman等人（1998）的研究，發現若雙親的教養態度傾向低度關懷與高度控制，則子女將產生最差的心理健康情形，容易有焦慮、憂鬱及低自尊的表現，並較不易與周遭環境建立良好的互動關係。此外，父母之過度保護或缺少關懷，皆是引起子女適應不良、高神經質人格及憂鬱情緒之危險因子（Crosbie & Giles, 1994；Duggan, Sham, Minne, Lee & Murray, 1998；Sato, Sakado, Uehara, Narita, & Kasahara, 1998；Stein, Williamson, Birmaher, Brent, Dahl, Perel & Ryan, 2000；Weich, Lewis & Mann, 1996）。反之，倘若個人在一個雙親高度關懷的環境下成長，則將容易建立較高之自我評價以及良好的適應能力（Erikson, 1950）。由此可知，家庭因素為個人之人格發展、適應能力及心理健康之重要影響因子之一（Lung, Lee & Shu, 2002）。

Furnhan（1981）亦發現神經質反應高者會降低與他人之親密程度。此外，Cooper 及Payne（1967）發現神經質與適應不良有關，因而人格中之神經質傾向與壓力感受有著相關性。根據文獻表示，人格特質中之神經質傾向易增加心理壓力，並可能有引起心理疾病之危險性（Bramsen, Dirkzwager & Ploeg, 2000；Hough & Oswald, 2000；Lubinski, 2000；Maslach, Schaufeli & Leiter, 2001），亦較容易產生適應不良及偏差行為（Lung, Lin, Lu & Shu, 2004；Van Tilburg, Vingerhoets & Van Heck, 1996）。

根據Lung等人之研究指出（2002），罹患適應不良疾患軍人與正常人在人格及雙親教養態度上有著明顯之差異，罹患適應不良疾患軍人較傾向具有神經質人格及內向型人格；罹患適應不良疾患軍人父母之管教方式則傾向於過多的保護和較少的關懷。而其中又以神經質人格及母親之過度保護程度對適應障礙上之影響更為明顯，並可說是造成軍人適應障礙上之危險預測因素之一。具有較高之神經質人格之軍人，以及母親過度保護之軍人，其罹患適應不良疾患之可能性愈高。

而軍中男同性戀伴隨環境適應障礙者與非同性戀伴隨環境適應障礙者比較起來，發現男同性戀者與父親的保護有著相當高之關聯性（Hsieh & Lung, 2004）。其研究顯示，父親的過度保護，可能和父親的過度操控有關，個體和父親的關係過於緊張，對於挫折忍受度低，容易造成環境適應的問題。在過去的研究中也顯示出，雙親低關懷以及高保護將會增加心理問題如情緒低落及壓力(Duggan, Sham, Minne, Lee & Murray, 1998; Gittleman, Klein, Smider & Essex, 1998; Sato, Sakado, Uehara, Narita, Hirano & Kasahara, 1998; Stein, Williamson, Birmaher, Brent, Kaufman, Dahl, Perel & Ryan, 2000; Weich, Lewis & Mann, 1996)。

Somerville (1991)、Printz (1991)等研究均證實，社會支持可增加生活適應與幸福感，透過家庭、同儕、老師等支持對於減緩身心行為症狀有重要的影響。Felner (1984)證實，每一種社會支持均提供了問題解決、情緒支持或物質支援等不同形式的幫助。社會支持可減少生理、心理健康的問題其功能有助於個人的適應與發展。

就如同雛妓為一缺乏社會及家庭支持的一群體。與他人進行性交易，即是他們社會適應不良之偏差行為。研究證明其個人特質與家庭因素佔了極大之影響力（Tsai & Lung, 2002; Lung, Lin, Lu & Shu, 2004）。Lung 等人發現（2004），雛妓少女父母親的管教方式是過多的保護和較少的關懷，尤其以母親的關懷與保護程度對於雛妓少女的影響更是顯著。在Block（1971）的研究中指出，父母的管教如果是低保護，則容易造成自我控制能力差，易與父母產生磨擦。此外，Tsai及Lung（2002）也表示，雛妓與同年齡青少女相較之下，有較低之適應度及規律性之傾向。

另外，生理上之缺陷---基因之問題---也是不容忽視的。例如，X染色體易碎症候群（fragile X syndrome）即常被指出與適應障礙有著相關性（Hagerman & Silverman, 1991; Kirchgessner, Warren & Willard, 1995; Lung, Chen, Lin, Hwang Lee, Lu & Shu, 2001; Warren & Nelson, 1994）。所謂X染色體易碎症候群是指因X染色體長臂上(Xq)某段的易斷裂而產生在身體表徵上、認知功能上、語言表達上、適應能力上、及精神病理學上等異常之症候群（Hagerman & Silverman, 1991; Kirchgessner, Warren & Willard, 1995; Warren & Nelson, 1994）。X染色體易碎症候群第一次被描述是在1943年，而首次被提出其可成為智能不足的一種標記是在1969年(Lubs, 1969)。在智能不足成因的比例上它是僅次於唐氏症之疾患。發展遲緩與智能不足是X染色體易碎症候群主要的臨床表徵，罹患X染色體易碎症候群之男性通常伴隨有智能不足及一些身體表徵，例如：臉長、耳長--及行為的問題，例如：與自閉症相似之逃避行為、活動量高及注意力不集中等(Hagerman and Silverman, 1991；Warren and Nelson, 1994 )；其對女性患者的影響與男性相同，但通常出現比較少的表現型(phenotype)。整而言之，罹患X染色體易碎症候群患者常可能會出現智能及適應能力的問題。

在Lung等人之研究中（2001），指出患有適應障礙症軍人之X染色體易碎症候群的盛行率為6.5%，智能低下組則為13.3%。罹患適應障礙症軍人若單就傳統的智能不足定義（智商至少低於常人平均值2個標準差）來評估能力水準，則其能力缺損的程度就很容易被淡化、忽略，甚至常會被誤解為動機性的「不為」，而非能力受限的「不能」。然而，以卡方檢定罹患適應障礙症及智力低下兩組個案罹患X染色體易碎症候群的比率並未達統計學上的顯著性，意味著罹患適應障礙症之軍人亦有蠻高的比例具有潛藏性的生理缺陷，此缺陷雖未反應在一般性的智力檢測結果，但卻以適應行為的好壞來呈現。

另外，Lung 及Chen 也發現到有11.8%雛妓屬X染色體易碎症候群，其數值遠高於正常女性（2003）。其兩者為X染色體易碎症候群之比率為16.4:1（Lung & Chen, 2003）。也就是，屬於適應障礙之雛妓，其中為X染色體易碎症候群是正常女性的16.4倍。由此可見，生理上之不健全對其適應行為之影響力。

總而言之，不論是惡劣之環境、早年雙親之教養經驗、個人之人格問題、以及遺傳基因上之不健全，對於適應障礙而言，皆是息息相關，密不可分之相互影響因子。未來在預防及治療適應障礙方面，應可提供大眾及醫療團體一個指標及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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