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種惡性之憂鬱症就如癌症一樣，不僅影響本人、他的家屬，且是照顧他的醫護人員，我們均感束手無策。他終於選擇了生命的終點，畫下休止符。這一類的病患臨床上雖不多見，卻會使醫護人員有重大挫折感，我們所能提供的只是減輕其在病程變化中的痛苦指數而已。

其實各位也不必太驚訝，這種只做診斷而對病程的改變無大作用的醫療經驗正是在Lewis Thomas的最稚齡的科學：一位偉大醫師的觀察手記（天下文化，2002）一書中，所提的二、三十年前的內科醫療一般。當時並沒有抗生素，心臟病藥物等特效藥，醫師們只能以支持性醫療而觀察其自然之病程發展。相反地，近二十多年來，神經科學的突飛猛進，使人們對精神疾病的了解，日新月異。而憂鬱症的治療，自從1987年百憂解（Prozac）問世之後，更邁向一個新的里程碑。這十幾年來，此種選擇性血清素的回收抑制劑有五種新藥的發明，其後有專針對新腎上腺素和多巴胺等回收抑制劑以及以上相互混合型之藥物陸續出現。它們均能使大多數憂鬱症病患獲得重大改善，使個人、家庭和社會負擔大大下降。病患可以很快重回社會工作，增加產能。也因此發掘出過去一些不知如何做診斷的疾病，重新歸屬於憂鬱症而得到適當之醫療。

憂鬱症今日已一躍而為二十一世紀三大重要疾病之一。它被挑戰的主要戰場，不再是心理治療的層面，而是腦部神經組織的運作。多種不同層次的研究由腦部影像、內分泌系統的挑戰，藥物和受體之間的關係以及分子生物學的探討均在尋求正常和異常的腦組織變化機制，進而找到打開大腦奧妙之鑰。在臨床上需要解決問題是可否藉實驗室之偵測而找出憂鬱症個案之個別藥物的選擇，而不再盲目去嘗試各種不同之藥物。另外，可否找出產生憂鬱症之神經網路（neural network），是否它亦有個別性之差異，在藥物、心理和使用透顱磁波刺激後有否改變，這些問題均需要腦影像和分子生物技術配合臨床藥物之試驗，才能逐漸解開。其背後更需精神科、神經科、影像學、基礎神經科學等專家的合作。

台灣已步入開發國家之林，其疾病發生之變化，例如憂鬱焦慮症之日益增加亦如其他新進國家。我們要呼籲政府領導階層、主管醫療衛生機關、醫學界前輩先進及社會各界之人士要真正重視精神疾病發生的演變，不宜再以舊的想法，編列低於現實的預算而使精神病患沒有受到適當醫療和照顧。不要忘記，心靈精神的痛苦和身體的受傷是一樣地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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